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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快乐十分官网 时间:2020年05月28日 09: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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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蘧毛毛 每经编辑 裴健如“作为汽车行业的‘老兵’,我的提案肯定还是放在汽车上。”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谊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采访时称。2020年两会已拉开帷幕。在今年两会上,徐和谊提出了《以汽车为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和《以产融结合新模式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两项提案,均围绕汽车领域展开。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今年汽车行业产销两端均受很大影响,行业发展亟需更多政策帮助。“对于汽车工业来说,本次疫情暴发于汽车行业深度调整的平台期,这种叠加影响对行业的稳定发展以及转型升级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也给车企休养生息、思考发展,提供了一个空档期。”徐和谊认为。动力电池产业链亟待激活在提案中,徐和谊呼吁,汽车在智慧城市“新基建”中具有越来越多的新功能。汽车可以是智慧交通网的终端平台、电力互联网的储能平台以及智慧生活的连接平台等。鉴于城市治理的迫切需求与汽车产业的全新发展,有必要融合汽车、人工智能与城市发展,把汽车产业打造成现代智慧城市的新型基础设施,成为智能城市的AI细胞。“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努力探索超大城市是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国家发改委也提出要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形成融合基础设施,发力‘新基建’。”徐和谊表示。为此,他建议:一、革新汽车产业顶层设计思路,加大对新型汽车产业的支持;二、联合高科技企业、汽车企业共同建设城市大脑;三、引导的同时监管智能共享汽车发展;四、引导跨产业合作,规范跨产业数据应用。此外,在另一项提案中,徐和谊就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看法。据了解,2019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行业深度调整、补贴政策退坡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遭受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2019年全年产销量出现了近十年来的首次同比下降。进入2020年,在疫情冲击的叠加影响下,包括动力电池、零部件、整车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链持续承压。与整体车市相比,新能源汽车市场略显弱势,产销量仍延续负增长态势。数据显示,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万辆和7.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2.1%和26.5%。徐和谊认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成本拐点尚未到来,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目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存在着市场驱动力暂且乏力、产业链风险持续攀升的客观形势,以及传统补贴模式退坡造成产业驱动断档,购置成本高、使用不便仍制约市场成熟等突出问题。在徐和谊看来,当前亟需通过产融结合新模式,对动力电池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和价值进行重构优化,从而真正激活电池产业链。“在解决当前电池成本过高、消费市场疲软等关键难点的同时,也能够为加速动力电池产业闭环发展、迎接能源革命打下坚实基础。”徐和谊说。为此,徐和谊分别从动力电池产业引导基金、动力电池产业链等方面提出建议:希望政府主导创建动力电池产业引导基金,对全产业链进行创新金融支持,统筹和放大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价值;建议加快绿色金融一揽子工具在动力电池产业链的创新应用,以产融创新结合为产业链赋能。除此之外,徐和谊还在汽车金融层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可加大汽车金融在消费、使用、服务等环节的推广力度,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重视整车产业链国产化除了两会提案,徐和谊还谈到了北汽集团此次抗“疫”的诸多经验和感想。据徐和谊介绍,疫情发生之后,北汽集团成为了第一批行动起来的车企之一。在大年初二,北汽集团就召开了2020年第三次总经理办公会,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进行部署、落实,要求各单位一把手挂帅、责任到人、严格考核。2月10日,北汽集团已经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基于北汽集团的快速响应,今年一季度,北汽集团“稳住了阵脚”。“疫情期间,全球生产及产业链出现缺口,国际零部件渠道的中断,不仅直接冲击整车厂,同时也给国产供应商的海外二级供应商带来风险。此次全球疫情暴发造成的零部件断供风险,让我们更加明晰推进整车产业链国产化的重要性。”徐和谊表示。困境之下也蕴藏着新机遇。受疫情影响,汽车行业销售、服务和营销加速向数字化转型。同时,消费者对于安全出行和健康服务的需求增加。“双轮驱动”加速转型除了在疫情之下寻找机会,近几年来,北汽集团也在一直思考如何加快转型。相比起合资板块,北汽自主板块发展相对薄弱。为了重振自主板块,2018年6月,徐和谊曾提出,北汽集团将全面推进“高新特”战略,产业、产品以及产业链全面升级。随后,北汽集团在该战略下进行了一系列结构调整和资源重组。特别是在2019年,北汽集团的调整步伐加快。2019年10月15日,北汽新能源和北京汽车共同推出BEIJING品牌。在推出新品牌BEIJING的同时,北汽新能源和北京汽车也从营销体系进行整合,并成立了北汽营销业务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北汽集团自主品牌格局逐渐形成,由ARCFOX、BEIJING、北京分别对应“高、新、特”三大战略。进入2020年,北汽集团的调整仍在继续。5月15日,BEIJING品牌方面宣布北汽营销业务委员会正式实体化为北京汽车蓝谷营销服务有限公司。据徐和谊介绍,接下来全面新能源化和智能网联化“双轮驱动”战略是支撑北汽集团发展的重点举措。“我们能够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新能源与智能网联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北汽集团也正在‘高、新、特’战略的指引下,加快推进全面‘双轮驱动’发展,从技术到产品、从生态到体系全面转型。”徐和谊表示。据了解,在智能网联方面,北汽集团已经发布了“海豚+”战略以及“达尔文”系统,为旗下公司提供智能网联解决方案;在全面新能源化方面,北汽集团将以“BEIJING汽车”品牌焕新发布为契机,加快全系车型的新能源化转型和产品品质提升,同时围绕高端智能新能源汽车品牌——ARCFOX向上破局。事实上,此次徐和谊的两会提案也是围绕着汽车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以及新能源汽车行业纾困来提出建议,与北汽集团“双轮驱动”战略思考相契合。“2020年,北汽集团将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按计划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在‘高、新、特’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徐和谊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疫情提醒汽车行业 整车产业链国产化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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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洗钱法》修改在即监管加码凸显“人人有责”理念

    2020年初至今,天津快乐十分官网央行等监管部门已向各大银行、证券、支付机构发出了超过60张关于反洗钱的罚单。 5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中披露,今年立法工作包括围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制定出口管制法,修改反洗钱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此前,中国人民银行曾在4月15日召开2020年反洗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表示将以《反洗钱法》修改为主线,全面完善反洗钱制度体系,并强化监管力度,充分发挥反洗钱调查和监测分析工作优势,积极打击洗钱及相关犯罪活动。所谓洗钱,即通过隐瞒、掩饰非法资金的来源和性质,通过某种手段将其变成表面上合法资金的行为和过程,主要包括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转换财产形式、协助转移资金或汇往境外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今年两会期间,多位来自央行系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交的议案建议和提案,与加快修订《反洗钱法》等金融领域相关法律有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在提交的《关于金融强监管形势下加快金融立法进程的提案》中表示,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反洗钱法》等重要金融法律尚未修订,金融立法滞后于监管需要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新增职能缺少立法配套、过与罚严重不匹配、不能体现新的发展趋势等方面。建议加快上述重要金融法律的修法进度,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最新实践成果,为金融强监管提供有力法律武器。反洗钱任务严峻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督管理工作总体情况》显示,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全系统共开展了658项反洗钱专项执法检查和1086项含反洗钱内容的综合执法检查,处罚违规机构525家,罚款2.02亿元,处罚个人838人,罚款1341万元,罚款合计2.15亿元,同比增长13.7%。分机构来看,银行为反洗钱处罚重灾区,而非银支付机构所收罚单明显增加,且往往罚单金额较大。央行数据显示,2019年检查银行业机构1321家,处罚违规机构422家,罚款1.44亿元,处罚个人690人,罚款957万元,罚款合计1.54亿元;检查非银行支付机构47家,处罚违规机构11家,罚款2943万元,处罚个人19人,罚款142万元,罚款合计3085万元。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2020年初至今,央行等监管部门已向各大银行、证券、支付机构发出了超过60张关于反洗钱的罚单,其中不少罚单金额巨大。如2月中旬,央行公布了对民生银行(600016,股吧)、光大银行(601818,股吧)两份千万级反洗钱罚单;4月下旬,第三方支付机构商银信公司因涉16项违规行为一次性被罚1.16亿元,刷新支付罚单最高纪录。此外,今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公布了多起通过地下钱庄进行非法资金转移的案例。“以‘地下钱庄’为例,现阶段以‘洗钱罪’判决的‘地下钱庄’案件极少,‘地下钱庄’案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偏低且多为缓刑,定罪量刑与地下钱庄的社会危害性不相匹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原行长杨小平表示。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洗钱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不仅地下钱庄、电信诈骗、非法传销等经济犯罪活动高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虚假注资、层层嵌套、控制金融机构、挪用套取资金等金融乱象尚未得到完全遏制。“去年以来,反洗钱监管罚单频出,还有不少大额罚单,一方面体现了反洗钱领域监管加码,另一方面也反映机构违规情形有所加重。”北京地区从事金融领域诉讼的一位律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处罚机构,可以看出近年非银支付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机构乱象仍存。对此,央行开始收紧了支付牌照的发放,并大力整顿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违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在提案中表示,加强支付产业一致性监管,严格落实跨境等重点领域监管要求业务规则,防范跨境支付的业务风险,提升反洗钱监管效力。建议凸显“人人有责”理念面对组织形式更加复杂的洗钱类犯罪,多位央行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在提交的建议中表示,现阶段的反洗钱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短板,特别是《反洗钱法》《刑法》的基础性规定存在不足,制约着反洗钱工作的有效开展。殷兴山表示,《反洗钱法》对合规性违规问题的单位最高处罚金额仅50万元,对致使洗钱后果发生的违规行为的单位最高处罚金额500万元。这样的处罚力度,对金融违法违规行为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无法有效扼制被处罚主体后续违法行为的继续产生,也难以对其他市场主体起到震慑作用。“《反洗钱法》存在处罚范围窄、处罚金额低和域外适用缺失,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安排未明确、未规定单位和个人反洗钱配合义务、未规定受益所有人制度、反恐怖融资仅有原则性规定等问题。”杨小平表示。在修订建议方面,杨小平建议一是统筹《反洗钱法》《刑法》修订工作,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覆盖面;二是全面修订《反洗钱法》,扩大反洗钱行政处罚的范围,调整行政处罚标准和处罚方式,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三是将《刑法》中涉及洗钱罪的部分条款进行整合,将“自洗钱”行为入罪,进一步加大以“洗钱罪”定罪处罚的力度,增强对洗钱行为的惩治震慑;四是以修订后的《反洗钱法》为核心,建立完善配套法律法规,为我国提升反洗钱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法治环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张智富还建议,应该增加反洗钱法域外适用条款,赋予《反洗钱法》一定域外适用的效力,明确行为人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但利用我国机构、工具和设施等实施洗钱和恐怖融资行为的,仍适用《反洗钱法》。此外,张智富和杨小平都建议,要明确各机构和个人在反洗钱领域的义务。“建议将特定非金融机构,以及在我国境内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作者:顾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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